8.关于写作太快的问题。这还是由笔者来作答吧，因为这实在是个伪命题。写得又快又好的作家，历来不胜枚举，不独莫言一家。《茶花女》一个月就写完了，陀思妥耶夫斯基26天写成《赌徒》，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据称花了四周时间，凯鲁亚克30多万字的《在路上》也只写了18天，莫言用43天写完《生死疲劳》实在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况且据说莫言下笔前盯着稿纸发呆了40天，他是谋定而后动的人，不是边写边改那种。
9.关于学外语的问题。这个意见笔者是赞同的，莫言也苦于自己不懂外语，为自己带来了许多不便。但外语对于能否成为一个好作家不具有决定性作用，对此莫言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精通外语对作家确实有好处，阅读原著不但可以省略等待翻译的时间，也不会因翻译流失了语言风格和内容细节。”但他也认为，顾彬的说法还是过于绝对。“不能说不懂外文就一定当不好作家，比如沈从文就是我们这些不懂外语的中国作家的‘挡箭牌’。”[28]莫言的英文版译者葛浩文就批评道：“莫言不会英语，他去欧洲和美国，随时随地都要有翻译跟着。所以现在欧美出版商都不愿意花钱请他过去。其它大部分的诺奖得主都会外语，可以出国宣传。可惜的是，莫言还不想花时间去学外语。他太愚蠢了！”[29]这就引出了顾彬的一个重要观点：葛浩文美化了莫言，莫言才得以成功。换句话说，不懂中文的诺奖评委（马悦然除外）是被葛浩文的译本蒙蔽了。葛浩文真得有这种魅力吗？
三．去魅
莫言获奖之初，顾彬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就声称“莫言有本事写出畅销小说。在中国有许多更好的作家，他们不那么著名，是因为他们没有被翻译成英文，也没有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这样一位杰出的美国翻译家。葛浩文采用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翻成英文。他不是逐字、逐句、逐段翻译，他翻的是一个整体。这是欧洲大约从18世纪以来流行的翻译方法。也就是说，葛浩文对作者的弱点知道得一清二楚。他把一切都整理好，然后翻成英文，语言比原来的中文更好。”次年，也就是顾彬回德国重读了莫言的作品后，依然坚持这个看法，他在岭南大学演讲的第三部分就是关于“诺奖与翻译”的，他说，高行健能得诺贝尔文学奖，与他的译者马悦然有很大的关系，同样，如果没有葛浩文，莫言也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奖。葛浩文是很好的译者，翻译时不是死死板板一字一句的译，而是概括文意、剪裁、整合、再书写，所以莫言的小说翻译成英文时，有了第二个作者；葛浩文了解中国作家，帮助他们写出了他们想写而没写的话来。葛浩文创造了国外的“莫言”，创造了中国当代世界文学。
葛浩文重塑莫言的说法，也非顾彬一家之言，国内一些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和翻译研究的学者也给出了自己的论证。笔者在此不想争辩说，葛浩文的译本是绝对忠实的这种假话。那是不是由此就可以认定葛浩文的译本只为莫言带来的赞誉呢？不然。2004年12月8日，乔纳森·亚德利（JonathanYardley）在《华盛顿邮报》书评版头条撰文，称，尽管葛浩文盛名在外，但他在翻译此书时，或许在信达雅之间搞了些平衡，其结果便是莫言的小说虽然易读，但行文平庸，结构松散。2005年2月20日《星期日泰晤士报》也刊文指出，尽管葛浩文译笔出众，但读者还是能感觉到“有某种东西迷失在翻译中了”。美国著名作家厄普代克2005年5月9日于《纽约客》杂志发表长篇书评《苦竹》（BitterBamboo），其中论及葛氏所译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和莫言的《丰乳肥臀》两部中国小说。“读者尤其要怀疑翻译中的迷失。”可见，莫言并没有因为葛浩文的译本，美誉度爆棚。
既然英美的书评人可以看出葛浩文译文的忠实度有问题，为何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就看不出呢？不要忘了，他们可是终年都浸泡在文学中的饱读之士，不是诗人、作家就是语言学者，会比英美的书评人差吗？更何况，18位评委还有一位中文功底深厚的马悦然。事实上，马悦然也注意到了英文本的问题，他在接受欧阳江河访问中有讲到，“欧阳：我听说莫言小说英译版也有点问题... ...马：嗯，莫言的有一些有问题。陈迈平的妻子翻译得非常好，她十几年翻译了15部小说，有莫言的三部小说，有三四本虹影的。”[30]
有读者也许会认死理，诺奖评委的眼光就是有问题。那好，即便如此，又何以认定评委们读的就是葛浩文的英文本呢？为什么不能是瑞典文、法文、德文呢？要知道，瑞典学院的院士每人至少懂英法德三门外语。为什么他们独独看得是英文本？有证据吗？他们读的不是英文本，我到是有证据的。诺贝尔奖文学委员会前主席埃斯普马克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我记得（莫言）只有三部作品被翻译成瑞典语，大约六部作品有英文版。而法语有十六部，所以我基本上读的都是法语版。”[31]马悦然最近在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也再度澄清：“关于这个谣言可以停止了。关于莫言，我们评委除中文外，还可以阅读几乎所有欧洲大语种的译本。比如法语，在他获奖之前，莫言的法译本有18种，获奖之后，立即增加到了20种。这里边肯定有忠实、全面、精当的译本。短篇小说《长安大道的骑驴美人》本来也在我的翻译计划中，但因为已经有精当的法译本了，所以我就没翻。法语在国际上影响很大。莫言的长篇小说是中国伟大的说书人的传统，他获奖实至名归，我们对他的阅读是很充分的。还有一点有意思的，莫言曾获得法国的骑士勋章。事实上中国的好作家有很多都获得过法国骑士勋章，比如余华、李锐、贾平凹、王安忆等。”[32]
之所以那么多读者和学者葛浩文英译本对莫言文本的改动，并推导出莫言是靠英文本获得了诺奖的青睐，无非是因为英语是一种国际通用语言，但对于诺奖评委来说，通用语言不仅仅是英语，法语、德语、瑞典语都是，而且更看重法语。
即便如此，可能还会有较真的读者提出一系列质疑：
“为何是法语？”
首先，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机构——瑞典学院，就是因为当时的国王古斯塔夫三世深受法国文化影响而参照法兰西学院设立的，学院的18位院士也历来倾慕法国文化。
其次，各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法国人最多，截至今年共有15位。
再者，莫言的法文译本最多，这一点也是最关键的。诺贝尔文学奖是对作家综合成就的奖励，不是奖给某本书。英文的6本不足以让评委们认识莫言创作的全貌。为此，诺奖评委会还委托马悦然翻译了几个译本中短缺或者不够精当的短篇小说和散文，“评奖时，我主要从事他的短篇小说的翻译和审定”[33]为此，马悦然还被瑞典个别媒体污蔑有利益关系，实际上这几篇小说的翻译费是由瑞典学院付的，出版社不支付马悦然报酬。
“法文本就没有美化莫言吗？”
莫言的法文译者主要是尚德兰、杜特莱夫妇，两者都是严谨的译者，并且对葛浩文的翻译观并不欣赏。“新浪读书”在采访尚德兰时提到，“莫言的英文译者葛浩文在翻译时考虑读者阅读习惯，不惜说服作家改动行文甚至故事结尾。尚德兰对此则眉头微微一皱，‘美国人的翻译态度跟我们不太一样’”。“ 因为读者所谓的‘兴趣’而‘改善’原文，在她看来不可思议。‘不背叛原文又要琢磨最好的法文，很难，也要花很多时间。很多局外人会觉得‘不划算’。实在是很不划算，但这也是译者的责任。’”[34]杜特莱夫妇作为高行健《灵山》的法文译者，也很严谨，为了翻译《丰乳肥臀》，用了将近两年时间。
“瑞典语就没提升文本的语言水平吗？”
瑞典语译者陈安娜也以严谨著称，以《生死疲劳》为例，断断续续译了6年，莫言获奖后，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格隆表示“莫言的作品在被翻译成瑞典文时，确保了原汁原味，‘我们很幸运找到一个说中文的专家，他也向我们保证我们得到的翻译版本非常好。’[35]可见，诺奖评审是非常重视译本的忠实度的，在马悦然之外还要另寻中文专家以确保译本的可靠性。即便如此，瑞典语译本也只有3本长篇而已，过分强调瑞典语译本的作用，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还有德语呢？”
德语译本对于莫言来说，重要性没那么大，诺奖评委也没提及德语译本。尽管顾彬先生一再强调中国当代作家包括莫言在德国多么畅销，赚了多少钱。所以，我们看到莫言在赴斯德哥尔摩领奖时，亲友团里并没有德语译者的身影，反倒是有挪威译者、意大利译者。德语本对于莫言获奖的影响，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那些极力要贬低和否定莫言的人，在葛浩文译本上大做文章，可是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自己逻辑链条上的关键一环：诺奖评委看的是葛浩文译本吗？例如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宁发表在《中国翻译》上的文章《翻译与文化的重新定位》中讲到“试想如果没有汉学家葛浩文（HowardGoldblat）和陈安娜（Anna Chen）将他（莫言）的主要作品译成优美的英文和瑞典文的话，莫言获奖至少会延宕十年，或许他一生都有可能与这项崇高的奖项失之交臂。……葛浩文的翻译不仅在相当程度上用英文重新讲述了莫言的故事，而且还提升了原作的语言水平，使其具有美感而能打动读者。不看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实事求是地评价文学翻译的巨大作用和功能。”
顾彬在评论葛浩文译本对莫言获奖的作用时还提到“他认为中国有很多更好的作者，如果葛浩文选择王安忆来翻译，也许这样的机会就给了王安忆。”[36]事实上，葛浩文“选择”了王安忆的《长恨歌》、《富萍》等来翻译，至于王安忆为什么没有获得这个“机会”，那是评委们的个人喜好，不能因此说评委就没有到王安忆的存在。葛浩文不是莫言的“御用”翻译家，他翻译过很多华文作家的作品，而且数量也不少，如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碧奴》、《河岸》、《米》，王朔的《玩的就是心跳》、《千万别把我当人》，阿来的《尘埃落定》、《格萨尔王》，毕飞宇的《推拿》、《青衣》、《玉米》，还有贾平凹、李锐、张炜、虹影、张洁等一系列优秀作家，台湾的朱氏姐妹、李昂、黄春明、白先勇等，都照顾到了，为什么是莫言得奖，原因不仅仅是葛浩文翻译了他那么简单粗暴的认定。可见，顾彬一贯的想当然，信口开河。
即便如顾彬这样极度反感葛浩文译本的人，他自己在翻译中国文学时就忠实吗？答案是否定的。“顾彬很坦诚，他说自己在翻译中国诗人杨炼的作品时，要把他慷慨激昂的情绪冷化，否则，德国读者受不了。我问他:‘但是，你这样做不是已经改变了原诗的韵味了么？’他说:‘是。你说得非常非常对。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它在德国会没有读者。而他是一个不错的诗人。’”[37]一边抨击葛浩文为了市场不忠实于莫言的文本，另一边自己也干起了这种勾当！
至此，顾彬有三宗罪可以定谳了。
1.欧洲中心主义。德国作家写得慢，中国作家就不能写得快。中国作家要学外语，主要是指西方语言，会缅甸语的于坚是不算数的。
2.治学态度不严谨。在仅仅于20年前粗翻过莫言的早期小说的情况下，就信口开河，批评莫言的小说的技法、思想等如何欠缺。
3.双重标准。为了让市场接受自己推崇的诗人，变更译文可以理解，而葛浩文为了自己喜欢的小说家更易被市场接纳，改动译文就恶俗。
顾彬喜欢喝酒，也喜欢拿酒来比拟中国文学，他说“20世纪文学分1949年以前和以后，1949年以前的文学基本上属于世界文学，1949年以后的文学除了中国史以外基本上都不属于世界文学，前者是几百元一瓶的五粮液，后者是几块钱的二锅头。”[38]笔者禁不住想摇摇顾彬先生的肩膀：“醒醒，别喝了！”
四．寻根
在笔者看来，顾彬之所以瞧不上莫言，“酒后乱性”的可能性不大，更深层次的是源于两人所受教育的不同，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文学观之间的冲突。顾彬在岭南大学的演讲中，他的这种智识上的骄矜和傲慢表露无遗，“我的文学批评有其自成的背景。我成长于精英教育的环境，在西德，直到上世纪70年代，仅有5%的人有上大学的机会。我作为被挑选出来的年轻人之一，接受了文学的读写教育。在娱乐性文学与精英文学（严肃文学）之间有清楚的分界。我承认，至今在我脑海里，这样的分野依然存在。我也发现，经典作品、现代作品都能满足我的文学诉求，而当代文学作品则欠奉。我不想重读我读过的任何一部当代长篇小说，一个句子也不想读。”
而莫言呢，大家都知道他小学肄业，尽管后来也读过解放军艺术学院，还读过北师大的作家研究生班，但毕竟当时都处在草创期，教学都不规范。莫言在得奖前，也不怎么提及两次受教育经历。相较之下，莫言的学历与顾彬所受的精英教育是不能比的。莫言后来的成就与他早年听书听曲的乡土经验关系更大，“故乡对作家是一种限制。这个限制首先指的是经历上的，当然这种限制我们后来可以突破。比如我离开故乡二十多年了，经历会慢慢用完。但当我把这种情感经历变成一种情感经验，就一下和后来的生活接通了。我把在农村训练出来的思想方法感情方式，用来处理后来听到的别人的故事，用我的童年记忆处理器，它一下就把故乡生活这个封闭的记忆和现代生活打通了。”“第一从语言上第二从经历上，故乡对人是有制约的。尽管后来我看了很多西方的翻译过来的著作，也看了很多我们古典的文学作品和当代的，但为什么我的语言没变成和余华的一样，为什么我的语言和苏童叶兆言的不一样，虽然我们后来的基础都差不多。我和余华是鲁院同学，听的东西都是一个老师讲的，看的书也差不多，但我们的语言风格差别是十分鲜明的。王安忆作品中的上海乡下，苏童的苏州，我觉得都是故乡因素的制约在起作用。这一方面是好事，一方面也是坏事，是无可奈何的存在事实。这样的作家才有存在的价值。”“地方小戏是民间文化中对我产生影响的很重要的艺术样式。这些东西在我过去的小说里肯定已经发生作用，《透明的红萝卜》《檀香刑》里都有，后者用小说的方式来写乡村的戏剧，这个时候作家的主观意图就比较明确了。这也很难说好还是不好。”[39]
而民间文学、传奇、曲艺对顾彬来说是很难接受的，里面没有他喜欢的哲学思想，没有宗教救赎，语言是粗粝的，而非雅致的。整体上是落后的，不是给他这种知识分子看的。
莫言曾总结过自己眼中的好小说，“我心中的好小说第一是语言好，第二是故事好，第三是写出来典型人物。其它的都不重要。好小说就是好看的小说。”很显然，莫言眼中的好语言与顾彬不同，而后两者在顾彬的文学观里纯粹是通俗文学的范畴。鸡同鸭讲，还要不要讲呢？莫言只能莫言。
顾彬的声音自“垃圾论”以来，在中国文学界很受，于是不少人认为他就是德国汉学界的代表，他的观点就代表了德国汉学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认知。顾彬的自评也加深了中国读者对这种认知的印象，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很多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当代的文学不屑一顾，很轻视。我打算研究中国文学史时，不少中国学者跟我说不应该写这个，他们说这是垃圾，做这个事情是浪费我的时间。如果我放弃了，德国就没有人研究中国文学了。”[40]那情况到底是不是如此呢？不然。且不说德国汉学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众多，就是涉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汉学家也不在少数，像梅薏华、尹虹、高立希、马国瑞、莫芝宜佳等等。其中，德国汉学协会(DVCS)的创始主席高立希与顾彬一起获得过第三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他就不同意顾彬的“垃圾论”。高立希坦言:“顾彬的言论太过狭隘了，不能断然去否定一个时期的所有作家，他完全没有具体分析中国当代文学的情况。如果按照顾彬这样的说法，那德国的文学也是垃圾了。所有国家的文学作品都有好中坏之分，不能一棍子打死。”[41]高立希在圈中的声望不亚于顾彬，也是德国目前翻译中国当代文学最多的一位汉学家，翻译了包括邓友梅、陆文夫、王蒙、余华、王朔、阎连科等作家的数十部小说，“印象最深的是王朔与余华！”[42]像高立希这样做持平之论的德国汉学家的言论，更应该引起中国传媒界和文学界的重视，当然，顾彬的麻辣说教也可聊备一格。因为顾彬的口无遮拦，他不但在中国饱受争议，即便在德国汉学家，也是个异数，马悦然评价道：“顾彬是个二三流的汉学家，他的中文知识太浅，喜欢胡说。关于“垃圾”，他说的其实是《上海宝贝》那一类的，之外的好的中国文学非常多，这是对的。他批评莫言不奇怪，他还批评别的诺奖获得者，后来又道歉，有点双面人的色彩。他令德国汉学界受气。莫言获奖之后，小骗子张一一造谣说有评委通过一个德国汉学家收了60万美金。有一个德国汉学家写信调侃顾彬说‘60万美金是你收的吗？哈哈’。”[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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