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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获奖真的得益于葛浩文的译文再造吗?

http://www.com165.com 时间:2016-12-30 00:08来源:原创整理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中国文坛来说是件大事,不管你认为莫言有无资格获奖,也不管你认为诺贝尔奖委员会有无资格为中国作家评奖。

作为“有史以来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莫言的受度也是空前的。有道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誉之所至,谤必随之”,莫言从此过上了“非人的生活”(阎连科语),圈内共识是“莫言现在蛮苦的”(王安忆语)[①]。这种苦,我想不单单是来自于公共场合的围追堵截,官方私人的访谈邀约,让作家疲于奔命,无暇读书、写作,还来自于文学界、社会上各种流言蜚语,既有误读,也有诬谤。

一.正名

凡是奖项的颁发,没有不惹争议的,莫言获奖也不例外。

有说莫言没资格得奖的。诺贝尔奖虽然是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奖,但它不是公器,而是由私人设立,由诺贝尔基金会管理。有无资格获奖,只能由诺贝尔基金会决定,外人无从置喙。至于说,有更好的中国作家可选,更是笑谈。诺贝尔文学奖是由瑞典学院的18个评委选自己喜欢的作家,又不是选你喜欢的!

有质疑莫言的身份敏感的。“他参加过解放军。”君特·格拉斯还参加过党卫军呢,影响他的文学成就吗?“他是作协副主席。”196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德里奇还做过南斯拉夫文学家联合会主席呢。1965年得主肖洛霍夫还是苏联作协理事呢。有人因此认为《静静的顿河》不伟大吗?“他是共产党员。”聂鲁达、萨拉马戈也是共产党员,前者的情诗万人传颂,后者的《失明症漫游记》当下在中国卖的正火呢。

有质疑莫言的言论向当局献媚的。问题是,文学奖管这个吗?文学奖评的是文学,不是你的言论,如果你的言论那么重要,马尔克斯还有可能获奖吗?他与卡斯特罗可是哥们儿。

有质疑莫言靠着与马悦然拉关系得奖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多少与各国的作家都有联系,如果仅仅因为见过几面,就怀疑有黑箱,哪就没几个诺奖得主可以幸免于这种“阴谋论”。2011年的得主特朗斯特罗姆是瑞典诗人,诺奖评委都认识他,有的还是研究特翁的专家,是不是这奖评的也不公正啊?答案是否定的,文学界都乐见他得奖,并说他早该得奖了。

资格论、身份论、言行论、关系论否定不了莫言得奖的正当性,就要从文本上下手找毛病,莫言的代表作《生死疲劳》首当其冲。有说代笔的。德国的王容芬称“……怀疑高密有一个班子。一个人领衔写了五十多章的题目。底下的人跟者写,有人跟着题目,有的人就没有完全跟着,内容有的跟上面的章回对不上茬,有的甚至后来跑题跑的很远。”[②]有说抄袭的。某网友称《生死疲劳》抄袭了马怀荣《对门》,还有网文直指莫言抄袭了肖洛霍夫,奇谈怪论层出不穷。这类诬谤,对莫言稍有了解的人,都认为不值一哂。

在众多的评论中,有一个的声音最响,反应也最强烈,就是德国的汉学家顾彬。

二.醒脑

自从2006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报导出来后,顾彬就“名满天下”了,尽管这个标题扭曲了顾彬的原意,但他的澄清实在没有“垃圾论”来得响亮。即便他是在说棉棉、卫慧、虹影等人的小说是垃圾,其它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在他眼里也不怎么样,除了诗人。2009年,顾彬在接受《现代快报》采访时说:“在德国,我们把通俗文学作品称作为火腿。……莫言、余华、苏童、毕飞宇,他们在中国发表的书,到了德国以后,变成了火腿。德国知识分子、文学家看到这些书以后就会觉得很反感。……所以中国当代小说,在德国根本不属于严肃文学。”[③]

2012年莫言的得奖自然是对顾彬文学观的挑战,他又开炮了。

他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称“他讲的是荒诞离奇的故事,用的是18世纪末的写作风格。”“莫言的主要问题是,他根本没有思想。他自己就公开说过,一个作家不需要思想。”[④]

关于技法、思想的问题,陈晓明教授已作出了有力的响应,在此不赘述。[⑤]陈教授同时质疑顾彬“并没有认真读过莫言的作品”,这个质疑在顾彬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得到了证实,“他表示自己看过《红高粱家族》和《天堂蒜薹之歌》,但那是在二十年前,而且是以他自己的方式,他接着解释了自己的方式:就是不一定全部看完,但你同样可以有所判断。……随后,他又补充:最近好像还看过《酒国》。”[⑥]一直以来,顾彬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观点争议颇多,我以为他言之凿凿是持之有故,也源于对德国学者严谨传统的认知,但顾彬这次的答复颠覆了我对他素养的信任,陈教授的直觉很对,顾彬根本没仔细读过作品!他的《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关于莫言作品的评论也止于其早期作品,后来的《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一系列重要作品他根本未曾寓目。也许是由于底气不足,顾彬表示“自己需要一段时期沉默下来,细致阅读后,再发评论。……他觉得有必要明年之后,在他重新阅读莫言后,再做评议。”

顾彬说的明年自然是2013年,这一年的5月2日顾彬应许子东教授之邀在岭南大学“五四现代文学讲座”做了《莫言高行健与文学危机》的演讲,讲稿发表在同年八月号的香港《明报月刊》上。在这篇演讲中,顾彬对高行健、,莫言及其它中国当代作家做了毫不客气的批评,一如其以往的风格。此后,《明报月刊》先后发表数篇文章与顾彬进行商榷,其中高、莫二人的好友刘再复先生在该年第九期《明报月刊》上的反击《驳顾彬》言辞最为激烈,引发内地学者李建军的参战。李先生是顾彬的知音,如顾彬一样“一直不停地公开批评莫言”[⑦],顾彬一时没有响应刘再复先生的驳斥,不知是不屑还是不能(顾彬中文写作能力有限),李建军先生见友军受到攻击,不免物伤其类,故此,今年2月13日在《文学报》上发表《为顾彬先生辩诬,批驳刘再复<驳顾彬>》一文作为响应,之后再无下文。期间虽有好队友清华大学美学教授肖鹰在博客上发文声援,但寥寥数语,多是泄愤之词,按下不表。9月20日,由《三联生活周刊》主办的“思想·广场”文化节上,顾彬向欧阳江河抱怨说:“80年代重要的文学家批评我,用的都是文革时候的语言。这是为什么?”他所指的文学家自然是刘再复。22日,“新浪文化”频道将顾彬在岭南大学的演讲删除有关高行健的文字后以《在世界文学危机的背景下批评莫言》之名发表,再次引来坊间议论。23日,刘再复接受腾讯文化专访,就此事做出回应,他认为《驳顾彬》一文是“是被迫挺身而出为我的朋友高行健辩诬,被迫为中国的当代文学辩护”,“希望自己以后不要再写这种‘不得已’的愤怒文章”。对莫言的批评应该注重他的作家身份,多阅读他的作品,而不要纠缠于他的公共言论,“要允许作家作为艺术主体(本真角色)表现出勇敢正直的同时,也可以作为现实主体(世俗角色)表现出懦弱的一面。”“当然,我也希望莫言多一点知识分子的承担。”

笔者之所以不避琐碎,引述顾彬先生多年来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言辞,尤其是关于莫言的,是想让读者朋友对其文学观有一个清晰的认知。概括说来,顾彬眼中的好小说有这么几个特点:

1.故事性不强,不注重情节,不塑造人物;不能“回到那种叙述者无所不知的叙述手法,不是以一个人为中心,而是以数百人为中心,翻来覆去讲男人女人,离奇故事,性与犯罪这些话题”[⑧]

2.思想性强,强调心理刻画。“中国当代小说家,他们不会写人的内心,他们根本不知道人是什么。他们写的都是人的表像。”[⑨]“当代作家基本没有什么思想,他们的脑子是空的。”[⑩]“一个作家还需要有自己的世界观。”[11]

3.形式新颖,语言独特。“比如韩少功写的《马桥词典》,从形式来看完全是新的。当然,我还有一点怀疑他模仿过一个法国作家,但我还没有研究。如果他真的发现通过编辑词典可以发表文学作品,那么《马桥词典》就满足我对文学的要求:一个作家应该创造一种新的形式。一个作家还需要有自己的世界观。”“对我来说,好的文学应该有它自己独特的风格,文学作品应该是一个人有意识地创造的。要不然我们也可以请一个机器给我们创造出来一篇作品。每个人有他自己的风格,所以我们看作品的时候,如果不知道作者是谁,还能说出这是杨炼写的,那是DursGrünbein(格林拜因)写的。”“他们(笔者注:80后)的语言非常简单,我看他们的作品不用查辞典。但是好的文学对我来说是一种挑战,比如语言方面的挑战。”[12]

怎样才能达到顾彬先生要求的好的文学标准呢?顾彬反复提了两条:

1.要写得慢。“好的文学作品,需要很长时间写作。如果一个人不能等两三年完成他的作品,他不一定能成为一个很好的作家。”[13]“一个中国作家写小说,1个月到3个月之内,可以写完一部小说,德国作家一年最多写100页,说明他一天只能写一页中的一部分,中国作家不会这样做。”[14]“莫言用了43天写出了 《生死疲劳》,中文有500多页,德文版有900多页。在德国,不可能有人敢去写900多页的书,因为那意味着你可以比肩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德国作家一年能写出100页的作品就不错了,因为一页作品,他们要用两三天的时间来修改。”[15]

2.要懂外语。“中国当代作家一般不会外语,也不愿意学外语。”“我们不光通过外语提高自己的母语,我们通过外语学会另一种思路。”[16]

顾彬对莫言的诸多责难,后者并没有响应,但在不同场合莫言均触碰过类似问题,只不过两人没有当面锣对面鼓地交锋罢了。回答顾彬的质问,莫言的“回答”无疑是最有力的,笔者就不厌其烦地罗列一下。

1.关于文学手法的落后问题。莫言并非不懂得现代文学手法,他是有意识地“大踏步后退”( 《檀香刑》后记)。这一点顾彬不会不了解,顾彬说“他(指莫言)在80年代是一个先锋派作家。在我80年代的杂志和文字中,我也是这么介绍他的。”[17]那后来为什么不先锋了呢?顾彬认为“但作为先锋派作家却无法盈利。自从市场在中国完全占主导地位以来,人们想的就是,什么可以在中国卖得好,在西方卖得好。然后人们认识到,如果回到经典的、传统的中国叙事手法,就像过去300、400年流行的那样,就有受众。”而莫言的解释是“ 当时那个背景,我觉得不少中国先锋派作家,只是学习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风格,学习他们的语言,模仿他们的技巧,我觉得虽然比较精致,但是没有生活气息,就像塑料花一样。所以我的檀香刑用民间文学的形式,有意和这类翻译文学拉开距离。因为既名之为‘先锋派’,应该代表着潮流的方向,我反其道而行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大踏步后退。但我认为,我的方向是主潮流。”[18]

2.关于思想性问题。莫言的回应是“作为一个作家来讲,没有一点想法是不可能的。我以没有思想为荣,说的是那种‘伪思想’,不是自己的想法,是别人的想法,摆出一幅所谓思想家的架式来写小说。我觉得作家应该有思想,但是作家的思想不能凌驾于小说人物之上,不能借小说人物之口强行向读者推销作家所谓的思想。包括像托尔斯泰这样伟大的作家,有很多深刻的思想,但像《战争与和平》里大段大段的直白流露也应该是败笔,思想应该跟形象联系在一起。真正好的小说思想是深藏不露,是大于作家的想象,最好的思想大于形象,作家没有意识到这个人物具有某种新的人物性格和思想元素,但读者能够读到,这个是最好的。为什么作家能这样,因为作家敏锐感觉到了,生活当中出现了新的东西,但他没有想清楚,但他忠实于生活、忠实于人物、忠实于形象,把人物写活了,感受到了没有想清的东西,读者是可以想清楚的,历史是可以想清楚的。”[19]

3.关于讲故事的问题。莫言作为曾经的先锋作家,对小说故事性的重要,认识是深刻的,这也是他对现代小说发展道路的一种反思。莫言说“我一直强调小说的第一个因素是小说应该好看,小说要让读者读得下去。什么样的小说好看?小说应该有一个很好的故事精彩的故事。因为所谓思想、人物性格的塑造、时代精神的开掘,所有的微言大义,都是通过故事表现出来的。……所以我认为还是应该有故事,而且应该有精彩的故事。尤其是在长篇小说里,更应该有让人看了难以忘记的故事,这样才有可能产生让人难以忘记的可以进入文学画廊的典型人物,那些美丽的语言才有可能附丽。”[20]

4.关于语言问题。莫言刚开始文学道路时,是模仿孙犁、川端康成的,语言清丽,叙事平静,但后来为什么风格大变呢。这也是一种有意识的追寻,莫言的语言,陈思和教授有个经典评价,就是“泥沙俱下”。它不是雅驯的、书面的、精准的,而是民间的、口头的、乡土的。莫言解释道“一个作家的语言有后天训练的因素,但他语言的内核、语言的精气神,恐怕还是更早时候的影响决定的。我觉得我的语言就是继承了民间的,和民间艺术家的口头传说是一脉相承的。第一这种语言是夸张的流畅的滔滔不绝的,第二这种语言是生动的有乡土气息的。……第三,我想,是中华民族的传奇文学的源头,或者是一种文学表达的方式。”[21]

5.关于政治批评问题。顾彬曾批评莫言说“作为中共党员,他只敢进行体制内的批评,而不是体制外的批评。”言下之意,莫言应该在作品里直言不讳的批评体制才算有良心。关于小说与政治的关系,莫言的体认是“你想逃离政治是不可能的,但是一个小说家不应该在写小说的时候,把小说变成表现自己政治观点的一种工具,还是要牢牢记住写小说是塑造人物,也就是说小说离不开政治,但是好的小说是大于政治的,超越政治的,作家有国籍,但是文学没有国界。小说逃离不了政治,好的小说能够大于政治。”[22]

6.关于爱与幽默感问题。顾彬批评道“在与钱钟书的比较里,莫言小说的一个深层缺点被发现。1949年之后,幽默几乎从所有的中国文学里消失了。”[23]同样是莫言的作品,马悦然则读出了莫言的幽默,“我开始翻译的时候,是我看写得最好的中篇小说叫《透明的红萝卜》,这个书是莫言写得最好的东西。另外一个,幽默感非常强的就是《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24]可见即便同为欧洲人,同为日耳曼人,幽默感也是不同的。顾彬在这次演讲同时指出“在他的小说里,没有爱可言,没有救赎之爱,没有基督之爱,也没有儒家之爱。”顾彬是学过神学,本来打算做个牧师,所以他特别看重文本的宗教感,但莫言对此并非没有自己的考虑。莫言说“有宗教感的作家最后也会产生一种逃避,把一切难以解决的矛盾和难以说清的问题,都会用宗教的方式给一个答复,包括托尔斯泰到了晚年很多东西没法弄了,就归于宗教。包括雨果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他用宗教的信条来解决一切人类社会难以化解的矛盾,无非就是宽容和忍让。这在中国实际上也有,我们的佛教里面忍让的精神,忍辱求生的精神,期待于来世,期待于报应,一直存在的,我觉得也不是解决的方式。包括前两年甚嚣尘上的所谓的怜悯、同情、悲悯,都是说说而已……”[25]

7.关于作品中女性形象的问题。顾彬在岭南大学的演讲中提到很多当代小说家,如高行健、苏童、余华、莫言的长篇小说,都有一个毛病,就是缺乏对女性的正常态度,过于凸显女性的生理特征,忽略了对女性心理和人格的塑造。对于这个问题与莫言的创作态度、叙述角度有关,笔者一定程度上认同顾彬的判断的,莫言讲“我的小说里没有完人,不论男女,都是有缺点的,正因为他们与她们有缺点,才显得可爱。我从来不去考虑男女性别差异这种麻烦透顶的问题。我是男人,我在写作,写作并不能改变我的性别,我也从来不去试图用女性的态度看男人或是其它,因为这是不可能的。……《红树林》主要是写女人,当然是用男性的态度写女人。男性对女性的第一态度就是性爱……”[26]同时,也不能否认另一个问题,就是批评者将作品中人物的态度与作者的观念等同起来的问题。莫言无奈地说道“究竟怎样看待作家和小说人物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把作家的思想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区分开来?当然,作家的思想最终也制约他对小说素材的选择,也制约了他作品水平的高低,但完全把作家思想和小说人物的思想划等号,这种批评方法非常的陈旧。”[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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