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著名材料物理学家、中科院资深院士柯俊逝世

　　来源：中国钢铁新闻网

　　国际著名材料物理学家、科学技术史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柯俊教授因病于8月8日早晨7:30左右在中日医院仙逝，享年101岁。难忘先生为中国材料科学和科技史学科做出的卓越贡献！难忘先生严谨治学的高尚品质！难忘先生提携后进的高风亮节！先生千古，一路走好！

　　人物简介

　　柯俊，男，汉族，浙江黄岩人，生于1917年6月23日。193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曾在原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工作，负责原材料的验收、运输和保管工作。1942年派驻印度，曾在印度塔塔钢铁厂实习。1944年赴英国伯明翰大学，1948年获自然哲学博士，从事合金中相变机理的研究，并担任理论金属学系讲师享有终身任命。1954年起，在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任教，先后任北京钢铁学院金物教研室主任、物理化学系主任、北京钢铁学院副院长。获加拿大麦克麻斯特大学、英国莎瑞大学荣誉理学博士。兼任：日本金属学会、印度金属学会荣誉会员，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技教研学会筹备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金属研究所名誉研究员，原中国金属学会、有色金属学会常务理事，北京科技大学顾问，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顾问，中国社会科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顾问。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曾任学部常委，为资深院士。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何梁何利奖。

　　生平事迹简介

　　（以下内容节选自《柯俊传》，作者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

　　柯俊先生（1917.6.23）是国际著名金属物理学家、科学技术史学家和教育家，由于在奥氏体中温转变—贝氏体方面的学术成就，被国际同行称为贝茵体先生（Mr.Bain）。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奋斗在冶金、材料科技界、教育界、工业界、考古界，情系矿冶，悉育桃李，成就了辉煌的钢铁人生。

　　我与柯俊先生都是浙江人，先生来自黄岩，我来自崇德。我们之间的缘分始自1954年。那一年的秋天，凭着为祖国工业化奠定物质基础的理想，我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系学习电冶金。来到学校不久，便见到了在校园内骑着一辆英国蓝羚牌自行车的、风华正茂的柯俊先生，对这位留英归来的著名教授同学们都充满敬意。

　　柯俊先生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1935年“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爆发，先生作为天津学联的骨干之一，高举着“天津学生请愿团”的大旗，组织和领导了天津学生的“一二·一八”大示威。1937年7月天津沦陷后，先生流亡到武汉，在武汉大学完成最后一年的学业。大学毕业后，先生参加到抗日战争中，先是负责民营工业的搬迁工作，后赴越南、缅甸、印度组织抗战物资的运输。后来，先生怀着“科技报国”的理想赴英国留学，博士毕业后取得伯明翰大学的终身教职。

　　新中国成立后，先生毅然决定回到祖国，并向挽留他的朋友说：“我来自东方，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一吨钢在那里的作用，远远超过一吨钢在英美的作用，尽管生活条件远远比不过英国和美国，但是物质生活并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最重要的。”当得知了先生的这席话时，在校学习的我们都深受感动。这也更激励和鞭策着我们刻苦学习、钢铁报国的决心。“文革”期间，先生受到不公正待遇和残酷批判，然而依然坚定对社会主义祖国、对党的信仰，并在拨乱反正后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柯俊先生是一位具有战略思想的科学家、教育家。早在英国学习和任教期间，先生就取得了杰出的学术成果。回国后，他预测到金属材料学与固体物理紧密结合的国际学术趋势，和冶金工程日益需要物理化学的理论支持才能不断创新，提出了工科大学要走理工结合的发展道路，并在母校创立了物理化学系，开创了新中国第一个金属物理专业和冶金物理化学专业，培养理工结合的科技人才。在那段物质条件艰苦，政治运动频繁的岁月里，先生以对科学事业的忘我追求，立足国情，瞄准国家战略需求，开展了耐热合金、永磁合金、半导体材料、超低碳贝茵体钢等一系列战略材料的研究，并非常注重解决工业生产、国防工业中的实际问题。

　　“文革”后期，先生提出将研究冶金、材料的科技手段与考古工作紧密结合，开拓了冶金科技考古的学术方向，并在母校创设了科学技术史国家重点学科。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先生积极推动中国高等工程教育改革，并在母校组建了被誉为“大材料”的教育改革试点班，为我国新世纪工程教育改革探索了宝贵经验，产生重要影响。1996年先生在《钢铁发展与人类文明——驳钢铁工业是夕阳工业》一文中做出的许多预测，在今天已经或正在变成现实。

　　柯俊先生学风严谨、淡泊名利、提携后学，为广大科技工作者做出了光辉榜样。母校的师生们都知道，柯俊先生治学非常严谨。他曾给自己指导的博士生投弃权票。他与考古部门合作，如果考古报告不发表，他主持的相关鉴定报告就不发表。先生的严谨学风，使得他在学术界赢得广泛尊重。正是以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钢院人的严谨治学，奠定了母校“学风严谨、崇尚实践”的优良传统。对于名利，先生非常淡泊，他受邀到大学、企业、研究机构做报告，不讲排场，甚至自付旅费，退邮酬金。每次见到先生，他都是异常忙碌，他常说：“知识分子从来都是二十四小时工作的”。先生关爱后学，为祖国培养青年学术人才不遗余力。他利用自己在国际学术界的人脉，不知推荐过多少学生、青年教师到国外著名大学、研究机构深造，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已成长为院士、长江学者或优秀的科学家。

　　我深深地感到，在柯俊先生的身上，集中体现了老一代科学家爱国主义的报国情怀、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敢为人先的创新品格。

　　徐匡迪

　　2012年10月17日

　　（原题为《沉痛悼念柯俊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