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隽隽
7月4日，伊朗电影导演阿巴斯·基阿罗斯塔米因病逝世于巴黎，留下了一部未竟的遗作《杭州之恋》。
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拍摄短片《面包与小巷》，阿巴斯踏入电影界已经四十多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阿巴斯的个人境遇和电影题材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唯一不变的，是他的电影中挥之不去的荒凉的况味。让他初获声望的《何处是我朋友的家》（1987）中，小男孩阿木德将作业本送还给朋友以免他第二天受到老师责罚的决心，在大人那里轻飘飘的没有一丝分量。妈妈喝令他照顾弟弟，门匠大叔则漫不经心地撕下作业本的纸张来记账。而在摘得了戛纳金棕榈的《樱桃的滋味》（1997）中，巴蒂先生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一位愿意在自己自杀之后安葬自己的人，他所遇到的那些人，不是因为恐惧而退缩，就是因为不理解而拒绝。
在伊朗遭到封杀之后，阿巴斯主要在欧洲生活和拍摄电影。有着艺术电影深厚传统的欧洲为他提供了拍摄电影的资金和人员，素材和灵感，以及能够欣赏他的“沉闷”的观众和影评人。但是，这样的情况，似乎并没有改变阿巴斯的主人公们的孤独处境。《合法复制》（2010）中的英国作家，是文艺气息浓厚的意大利小城的外来者；《如沐爱河》（2012）中的少女松田秋悲伤地游走在繁华的东京街头，听着祖母的充满慈爱的留言却无法回应。
这或许和阿巴斯本人的性格有关系。据说，他自小便内向腼腆，很少愿意与同学说话。而他电影中的人物，无论年龄、身份、国籍，似乎都多多少少处于与他人隔绝的状态，在尝试与他人对话的时候，不是陷入自我重复，就是被各种原因阻断。那些不被理解却也不可改变的目标，只能深藏在他们的内心，让他们似乎与整个世界格格不入。或许，孤独正是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最终处境，这些孤独、徘徊、不停寻找，内心坚定而又迷茫的主人公，就成为个人终极境遇的真实写照。这样，阿巴斯的电影就有了一丝存在主义哲学的色彩，这些勇敢面对内心荒凉的主人公，他们的坚持和寻找，总是带着那么一点让人绝望的荒诞之感。
阿巴斯早年的电影多以伊朗乡村为背景，主人公或驾车，或奔跑于黄沙漫漫的乡村小路上，这样的场景在阿巴斯电影中占据了很大比重。而这些蜿蜒曲折、无始无终、不知通往何方的道路，与存在主义式的主人公形成了呼应的关系，原本并无美感可言的荒凉破败的乡村之路，不期然间也成了带着诗意和哲思的意指符号。
但是，阿巴斯的电影带着挥之不去的荒凉之感，却并不荒芜。他的主人公或许是孤独的，但电影本身就是有着无穷能指的交流系统。这些沉重而缓慢的电影，并不是喃喃自语，而是一个向观众敞开的结构，总是发出邀请和召唤，让观众参与到情节的编织和意境的营造中来。在《樱桃的滋味》中，决意自杀的巴蒂先生躺到了树下，但是他对巴格里的一再叮嘱，却分明显示了强烈的求生意愿。原本抱定求死之志的巴蒂在巴格里的劝说之下产生的动摇，也让在生存的重负里久已麻木的观众，突然间感受到了生命那如同樱桃的滋味一般的甜美与醇厚。而《橄榄树下的情人》（1994）则是在现实与虚构之间自由流动，究竟哪些是“现实”，哪些又是戏中戏的“虚构”，只能留待观众自己去判断了。
敞开并不是沉默，留白也并非空白，在接受了邀请而与导演共同构建电影的过程中，不仅电影的意涵得到了近乎无限的扩张，观看者的生命体验似乎也变得更加丰盈。而在阿巴斯逝去之后，重温这些电影就成了对这位电影哲学家的最好的纪念——原来，作者并没有死去，他依然寓居在这些敞开的作品中，等待着与所有观看电影的人进行对话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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